羊街

羊街的石板路坑坑洼洼，却一派江边古镇的幽雅。大约是因为少有人居住，黄昏时就显得格外宁静。很多院落大门紧闭，据说白天是开放的。诸如恭请中研院史语所前来李庄的乡绅罗难陔就住在这条街上，也是他把房子拱手相让，供那些学术大师如李济、梁思永等在此落脚。于是这些房子就成了某某名人的故居，进而是需要保护的“文物”;却又未能将那些人物有效地张扬开来，于是文物便也寂寞下来，桩桩往事伴着江水随风而逝。

但是羊街依旧好，是我尤为喜爱的那种小街。鳞次栉比的房舍依次晃入眼帘，你会在那一砖一瓦中感受到年月的幽深。于是顺着羊街一路向前，据说当年这里是富人的街道，“中央”来的“大人物”才会住在这里。想象着梁思永或李济每天穿过这条狭窄的街道，去往隔壁的张家祠堂研读他们真正的文物。

思永是思成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只是今人已很少再提及他。他和徽因一样英年早逝，也和徽因一样在李庄患上了很严重的肺病。据说思永是梁启超最看重的儿子，而他在中研院的地位似乎也比思成高。从中研院史语所留下的“留别李庄栗峰碑铭”中可以看到，思永的名字仅次于董作宾，而隔过三位之后才是思成。梁思成堪称中国建筑之父，这其中是否有因妻而贵的因素？但反正他们兄弟二人均为学界翘楚，也都在1948年被国民政府选为首届院士。

便是这激情四射的田野考古，一寸寸地剥夺了思永的健康。而他又是一个情之所至忘我投入的科学家，于是慢慢地，那些致命的病灶开始蚕食他的生命。李庄虽风景宜人，幽静清雅，但尽日不见阳光的阴冷却不宜休养生息，更何谈曾奔波于田野古穴之间的思永。不久思永卧床不起，以病弱之躯和愧疚之情，向考古组长李济陈情不得不暂时放弃那些考古报告的撰写。尽管如此，这个人称“硬人”的书生只要一息尚存，便会挣扎着靠在病榻上继续工作，为着自己不懈追求的学术理想。

梁家人在李庄可谓受尽折磨，人们回忆起那段多舛的时光，总会用到“贫病交加”这个词语。思永胃病、肺病并发，徽因患肺结核常年卧床，思成车祸后脊椎的伤越来越重，甚至人们都怀疑他们能否活着走出李庄。傅斯年为他手下这些折损的精英痛断心肠，几次写信恳请政府救助梁氏兄弟，或者是祈祷天佑骄子，让他们的生命坚守到了抗战胜利。尽管思永、徽因最终不曾逃脱英年早逝的残酷（他们于1954年、1955年先后离世），但他们毕竟活着并充满希望地走出了李庄。

关于思永，一段后事令人感动。思永生前撰写的《安阳西北冈考古发掘报告》，因罹病而最终未能完成。此断稿随史语所运抵台湾，思永过世后由去往台湾的弟子高去寻整理编辑。如此前后历时18年，高去寻最终将思永的未完稿铺衍成浩浩荡荡的八卷本。高先生为此付出的半生心血，似乎唯有“去寻”两字可以告慰。据统计，以篇幅计，高去寻补写的部分已是原文的80倍之多，却仍以梁先生未完稿、高去寻辑补而署名。足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。后来高去寻成为第五任史语所所长。

板栗坳

为着未能成行的板栗坳而有些微的惆怅，却给了自己一个再来李庄的理由。我在想望中描绘板栗坳的光景：这里应该是板栗树成林，而板栗树恰是一种质地刚硬的树种。于是史语所坐落于此，傅斯年的家亦坐落于此。

竹林间那些飞檐的房子总是很美，尽管年深日久，色泽晦暗。那个叫作栗峰书院的地方原本是张家宅院，史语所住进来后便真的书卷飘香了。

将中研院搬来李庄，傅斯年可谓殚精竭虑。那时他除却担任中研院总干事，又是史语所的第一任所长。他奉命自昆明迁往川南，用他的话说，其时甚为忙碌。他坐镇重庆，心系李庄。诸如租赁房舍、筹措钱粮、安置同仁、开展业务等等要务，均需一一过问。而斯年又特别富有责任心，以致终于病倒，让胡适等好友甚为担忧。

在李庄期间，傅斯年为学术的进步可谓呕心沥血。如胡适所言，史语所实现了培根所讲的“集体研究的方法”。培根300年前的理想，到了100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，而傅斯年在中国做到了。

傅斯年为学术披肝沥胆，亦为困病中的学者奔走呼号，尤其那封上书时任中研院院长朱家骅的信，其情深意切，读来依旧感人肺腑。

骝先（朱家骅）吾兄左右：兹有一事与兄商量之。梁思成、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。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肺病，卧床二年矣。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，近忽患气管炎，一查，肺病甚重。梁任公家道清寒，兄必知之。他们二人万里跋涉，到湘，到桂，到滇，到川，已弄得吃尽当光，又逢此等病，其势不可终日，弟在此看着，实在难过，兄必有同感。弟之看法，政府对于他们兄弟，似当给些补助，其理如下：一、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，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;二、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，并世无匹，营造学社，即彼一人耳。其夫人，今之女学士，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;三、思永为人，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，安阳发掘，后来完全靠他，今日写报告亦靠他。忠于其职任，虽在此穷困中，一切先公后私。总之，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，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。今日在此困难中，论其家世，论其个人，政府皆宜有所体恤也。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，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，而名人之后，如梁氏兄弟者，亦复少！二人所做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，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。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，近日国家如此，个人如此，为人谋而稍从权。今日徘徊思永、思成二人之处境，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，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……

傅斯年如此来来回回，苦口婆心，洋洋千言，不过是要为梁氏兄弟及徽因讨得一点救命的钱。

傅斯年在学界多年，却总是遭逢动荡与战乱。他或者希望能有一片学术的净土，让学人们安下心来耕耘知识的田野。但抗战之后又是内战，让这些书生何以治学？尤其让傅斯年难以取舍的是，国民政府溃败后在去留问题上的艰难抉择，而傅斯年又已先行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。

在那个岌岌可危、去向难定的时刻，任何学人被逼迫着作出选择都是异常痛苦的。因为那不是简单的去留，而是对未来整个命运的选择。

傅斯年或者并不是通达之人，不可能轻易作出去留的决定。他在最后的时刻辗转反侧，尽管他已然亲自安排了文物过海。驻留南京的日子让他难分难舍，与胡适的彻夜长谈更让他意冷心灰。台湾弹丸之地，穷乡僻壤，而要离别的却是和他血肉相连的土地。

据说最后的时刻，傅斯年将自己关在房中三天三夜。打开门后，便决定先去台湾就职。或者这也算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“愚忠”。不过他原先打算将所有家人统统带过海峡，临行前却突然退掉机票，将一些亲属留下。并且他坦言，我可能很快就回来。

然而傅斯年再没有回来。他在台湾不到两年便客死他乡。他是在接受台湾议会咨询时，突发脑溢血而溘然长逝的。他是死在自己坚守的治学原则和教育理想上。

胡适在写给傅斯年夫人的信中总结了他的一生：孟真的天才，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，他的记忆力最强，而不妨碍他的判断力之过人。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，同时又最能办事，他办的四件大事：一是广州大学的文学院（最早期），二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，三是北大的复员时期，四是台大，都有最大成绩。这样的combination（结合）世界稀有……

胡适笔下的傅斯年，就是真实的傅斯年。